如同約定好了一般，近2個月以來，上海、天津等多個城市紛紛舉行水價上調聽證會，與此同時，不少城市也在醞釀跟進。
水價該不該上漲？社會資金的投入是否會推高水價？這一公共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應該如何完善？盡管面臨眾多質疑，國家發改委日前依然明確肯定多個城市調高水價符合改革方向，并發布《近期能源資源產品價格改革進展》報告，指出下一步我國將按照既定改革方向深化資源產品的價格改革。繼成品油價格和電價改革后，水價終于步入我國資源價格改革的快車道。
推動水價上漲的力量
自來水不是“白來水”，沈陽市自來水公司總經理張國祥這樣的表述曾引起廣泛關注。
自來水，“白來水”這一橫之差，代表的是從“福利水”到“商品水”的過渡。
據了解，在當前的居民水費形成機制中，主要包括污水處理費、水資源費和自來水企業的成本費用三部分。“水資源利用的成本在提升，能源和電費都在上漲，原水的輸送成本也隨之上漲。”天則經濟研究所公用事業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旭分析說，這些原因都是推動此番水價上漲的因素。
此外，“利潤過低”正在成為水務企業調整水價的主要理由。據了解，上述三項水費的構成機制中，污水處理是由政府委托供水企業收取，用于污水處理企業的運行。水資源費是政府征收的水利設施的建設費用和資源性費用，也不是留在供水企業，而是由政府統一支配。真正留給自來水公司的成本費用由工資、動力費、折舊費及材料費等構成。而當前這一項費用給供水企業帶來的利潤卻并不樂觀。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大多數的城市供水企業沒有利潤，全國地級以上城市有333座，60%都處在虧損的狀況。
今年4月的上海市水價調整聽證會上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度上海自來水企業主營業務利潤為-4.18億元，凈利潤為-2.65億元。排水企業主營業務利潤-1.95億元，凈利潤-1.95億元，供排水企業合計虧損4.6億元。一些水務企業表示，現在價格水平總體較低，污水處理費更低，部分地區甚至不足以支撐污水處理廠的運行，更無法反映環境成本。
而昆明市自來水企業和當地政府給出的漲價理由是，目前的水價處于較低水平，不僅供水企業面臨經營壓力，也不利于發揮價格約束機制，提高市民節約水資源的意識。
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自來水的公共性和自然壟斷性正是公眾質疑水價上漲的原因。“控制自然壟斷行業的超額利潤考驗政府的智慧。”住房與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表示。事實上，正視公用企業正常的利潤需求，限制其“不道德的盈利”將成為宏觀調控的方向。
針對近期各大城市集中調整水價的舉動，國家發改委8月27日透露，近日已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審慎出臺調價方案。調整自來水價格的重點是解決在價內足額征收污水處理費和水資源費的問題，嚴格控制以補償供水成本為由集中上調自來水價格。
水價應當如何漲
數據表明，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的水價仍有上漲的空間。此前，世界銀行把家庭收入的5%作為水價的上限，而國際上一般通行的比率是2%-3%，中國目前則大概在1%-2%左右。
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認為，中國在2%以下的水價支付比率都是合理的，如果超過3%的話，政府對貧困人群采取一定的補償機制也未嘗不可。“從這個角度講，我國水價在合理承受力上還是有空間的。”傅濤表示，這還要取決于政府的補貼額度，如果財政對低收入人群補償得多，那么水價上漲的空間就會加大。
實際上，相對于單純的漲價而言，明確水價形成機制更為重要。
趙旭主張，水價上漲“要公開透明，把話說清楚，為什么漲價，是哪部分在漲。”自來水公司應像上市公司那樣，由審計公司審計成本后向社會公布，包括雇傭人員的數量、工資福利和新增投資的使用方向等。“要把成本陽光化，這樣大家才相信你是虧損了。”
傅濤同時表示，把水價的成本透明公布給老百姓，不一定是全部的細節，但至少是一些關鍵性的服務和成本指標。自來水公司發布的統計數據和基本的經營數據才是調價的基礎。此外，他還認為，水價上漲，政府對于窮人給予財政補貼是十分必要的。國外的做法都是將水價上調的同時給予窮人一定補助，實行階梯水價，用水多的要支付更高的價格。水價提升之后，水務企業能否提升自身服務質量需要政府的監管。
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師、社會問題專家陶詠梅認為，水價上漲的程度應該進行階段性的調整。也就是說，水價的調整要分階段、透明地公布給民眾，只有交代明白才會使政府更具有公信力。
“新水改”：投入模式成焦點
在幾乎全行業虧損的情況下，水務企業的投資問題并不能僅僅依靠漲價來解決。實際上，社會資本正在加緊進入水務行業的步伐。社會資本特別是外資一方面彌補了政府投入的不足，為壟斷領域引入市場競爭；另一方面，資產溢價收購的現象多次出現，又使得公眾將其認作是水價上漲的罪魁禍首。
“社會資金的進入，提高了公用事業服務的能力。”秦虹說。事實上，中國的水務版圖上，民營甚至外資已經占據了一些重要的地點。
“大批的社會資本涌入城市供水行業，純國有運營的企業在逐步減少，社會企業的比重在逐步增加，社會企業運營將成為今后的主導模式。”傅濤認為，盡管社會對外資進入存在爭議，但不可否認，外資也為我國的水務行業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外資并購對城市供水價格未產生實質影響。”傅濤提供的數據顯示，在對36個核心城市2002年以后的城市水價比較后發現，在有社會企業進入的16個城市中，有11個城市后來調高了水價，占比68.8%。在沒有社會企業進入的20個城市中，有18個城市調高了水價，所占比例為90%。如此來看，社會企業的進入并不是地方水價上漲的必然原因。
與外資的“高歌猛進”相比，民營企業卻在夾縫中求生存。國內首個中標國際水務工程大單的北京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針對“水價暴利”一說進行反駁，認為供水行業運營周期長，要運營5年左右才能慢慢回本。毛利率高并不意味著賺得多，目前行業平均虧損已是共識。
日前，為了解決“溢價”問題，推行水務資產出讓方式改革的“新水改”正在醞釀之中。
大岳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金永祥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水務改革中無法回避的問題，水改需要地方政府的投資。國融大通財務咨詢公司總經理李智慧提出了政府購買服務條件下的兩權分離式改革的方式，強調政府重新承擔起對水務設施的天然責任，明確了政府對民生工程的投資主體責任。據了解，此方案中分離出所有權是指供水設施及資產由政府全額投入，不計投資收益，不納入水價成本，并且不出售供水資產，產權歸政府。與此同時放開水務的經營權，引進市場機制，形成適度競爭，以服務質量最優和服務價格合理為標準，以競爭性方式引入專業化水務運營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