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覃 杰
想象一下，在我們熟悉的這片土地上，曾經存在著宏偉的建筑、熱鬧的碼頭、繁華的集市。而如今，現代化醫院大樓即將拔地而起。考古，一場過去與現在的對話。追問，把生死折疊的豐富歷史場景緩緩打開。
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以下簡稱“市一醫院”）位于廣州城區西北部，東、北、西分別與盤福路、東風西路、人民北路相鄰；南隔彭家巷與千年古剎光孝寺共享晨昏。為配合市一醫院改擴建項目，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于2014年、2022年及最近的2024年-2025年開展了三期考古發掘工作，發現大量遺跡和文物，為廓清自西漢南越國以來廣州古城西北郊的社會發展歷史沿革、北宋至明清廣州城“北城墻”西段的建設與變遷，以及古城地形地貌和水系變化等提供了珍貴實證，對研究廣州歷史地理產生重要意義。
廣州古稱番禺，自秦朝（公元前214年）設南海郡以來，一直是華南地區的郡治、州治、府治所在地。從秦至唐五代，不論是秦時任囂城、西漢南越國時期番禺城、東漢晚三國時期步騭番禺城，晉南朝乃至唐五代時期，廣州古城大致都在東至倉邊路，西達吉祥路，南到文明路、大德路一線，北至越華路一線范圍以內。北宋在此基礎上修筑子城，向東、向西先后筑城，構成子城、東城和西城三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合三城為一，東、南、西方向大致不變，主要是往北擴至越秀山，至明嘉靖年間向南修筑新南城，大致至萬福路、泰康路、一德路沿線。清代基本沿用明城范圍。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30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配合基建工程文物保護工作進程，廣州城市考古工作取得諸多重要成果，如1995年、1997年西漢南越國宮署遺址，2000年南越國水閘遺址，2002年北京路千年古道遺址，1998年、2024年小馬站東漢至唐五代城墻遺址等。這些重要發現，亦源于廣州2200年來城址未遷、中軸延續的特殊城市基因。因此，不少遺址均呈現出獨特的疊壓式特征。不同朝代的建筑、器物層層累積，如厚重史書頁頁鐫刻。
本次廣州古城外西北部區域（即如今市一醫院位置）的考古發現亦給我們留下珍貴遺存。考古發掘區曾被一條東西向凹地分隔為南北兩區，該凹地應為宋代“西濠”水道遺跡。南區發現宋、明兩代城墻疊壓遺址；北區高崗遺址（以古地名為命名）地層中，則出土西漢至清代的建筑構件與生活器物。這些遺存如歷史坐標，串聯起古城西北郊時空。
考古發現
市一宋、明時期城墻：跨越時間的平行相守
該遺址位于醫院市一大道往南區域，2014年3月至11月，考古人員配合醫院建設，發掘面積500平方米，主要發現宋、明時期城墻遺跡。在地下近5米深處，宋明兩代城墻相疊而立，明城墻分布方向與宋僅相差2°。兩代城垣跨越千年，平行相守。
宋代城墻：方向西偏北4°，清理長度21.64米，城墻底部南北寬12.06米、殘高3.15米，由內（南）、外（北）壁包邊磚墻和墻芯填土組成。城墻至少經過三次加固。出土有青灰色墻磚，磚面有“番”字銘文，側面有“番禺”戳印或“廾七”等刻劃符號。另有出土黃釉罐、盆，黑灰陶罐，青釉碗、壺，青瓷、白瓷碗以及陶建筑構件和“治平元寶”“熙寧元寶”銅錢等等。
明代城墻：與宋代遺址幾乎平行分布，方向西偏北6°。清理部分長10米、殘高4.05米。北（外）壁包邊磚墻厚1.5-1.6米。其結構為：最下一層用紅砂巖石塊砌筑基礎；基礎之上以9層紅砂巖石條結砌；上部用長方形城墻磚錯縫結砌，外側多用整磚，內側多用殘磚。外壁向上逐層內收，層與層之間用白灰黏合。
高崗遺址：生死交織的豐富千年
該遺址位于東風西路南側，于2022年6月-11月，2024年11月-2025年1月，配合醫院建設，先后進行兩期考古發掘，共發掘面積約2150平方米，清理出西漢南越國至明清時期排水溝、水井、灰坑、灰溝、城壕護堤、埠頭以及墓葬等各類遺跡多處。南越國陶管道排水溝，讓我們從營造見等級；唐五代貝殼堆積溝，或印證臨海資源的利用；宋代厚達1米的墊土層，作用為何，引人遐想；明清石砌護堤與光緒年埠頭遺存，勾勒出水岸治理的一些脈絡。而從西漢跨越至唐的60余座墓葬及大量建筑構件出土，是研究廣州古城西北郊千年人居“生活”與“墓葬”交替折疊的重要窗口。
西漢南越國時期排水溝：發現有兩條。其一位于發掘區中東部，整體為西南-東北向，平面呈長條形，口大底小，斜壁內收，底部較平。揭露長29.5米。溝內西南段埋置陶管道，殘長11.2米，陶管道為圓形，每截長約0.55米、直徑0.2米，兩兩扣接而成，表面飾繩紋。其二位于發掘區西部，近南北向。平面為長條形，斷面為“凹”字形，直壁、平底。殘長5.79米。溝內置陶管道，由多個繩紋黃陶、灰陶半圓形筒瓦兩兩相扣而成。
唐至五代時期貝殼堆積灰溝：東西向，西高東低，北部邊線較整齊，呈直線狀，南部邊線中間區域為不規則形狀向南外凸，呈曲線狀，斜邊向下內收，弧底。揭露長53.4米、寬2.6-5.6米。溝內中東部有大量白色圓形海月貝殼堆積，貝殼堆積局部向南外凸。貝殼表面光滑、扁平，應經過人為加工，直徑10厘米左右，厚0.1-0.3厘米。出土執壺、熏爐蓋、陶佛塔、瓷碗、瓦當、筒瓦、板瓦等遺物。
宋代墊土層：主要分布于發掘區的東部與中部區域。依山進行堆填，表面較平整。墊土層最厚超過1米。分兩層，上層最厚，土紅褐色帶黃斑，典型的山崗土質，堆積層東厚西薄，下層土色泛黃，部分區域土灰黃色，中間堆積厚兩端薄。
明清時期城壕護堤與清代埠頭：位于發掘區東南部，由石護坡和埠頭構成。石護坡分為兩級：一級護坡位于北部，揭露長度25.5米，呈東西向。上部受到破壞，殘余部分的石塊大小不等、散亂分布；下部使用長條石塊砌筑，南部側立面修筑平齊。殘高0.8-1.2米。二級護坡位于一級護坡南部以下，揭露長度20米，東西向。以石塊順砌，排布較整齊。埠頭位于石護坡以西，依護坡向南修筑。東西向，長條石板鋪就，路面整體西高東低，呈斜坡狀。埠頭中部偏東處立一通“清光緒十一年募捐碑刻”，初步推斷為修建埠頭時所設。
墓葬：清理西漢南越國至隋唐時期墓葬超過60座。有南越國時期的越人生土二層臺土坑墓，西漢晚至東漢時期土坑木槨墓、磚室墓，南朝晚期至隋唐土坑、磚室墓。其中南朝晚期至隋唐墓葬數量最多，除了少數是帶墓道長方形券頂磚室墓外，多數以小型墓葬為主，基本上是墓室或墓坑狹長，長度超過2米，寬0.5米左右。出土器物有四系陶罐，六系罐、杯、盞托、碗、碟、盂、唾壺、硯臺等青瓷器。另外還有數量較多的西漢南越國至宋的水井、灰坑、灰溝等遺跡以及大批量繩紋瓦、瓦當等不同時期建筑構件的發現。
初步認識
綜上所述，市一醫院發現的文化遺存具有年代跨度大、延續時間長、內涵豐富的特點，通過梳理歷年周邊考古成果及歷史地理環境，結合文獻，初步有以下幾點認識：
從前有“高崗”，崗北有“蘭湖”
高崗遺址位置是一個小山崗。清代《南海縣志》所刊《縣志附省全圖》，市一醫院東風西路南側用地附近歷史上曾存一處“高崗醫靈廟”，結合古輿圖、文獻與考古成果，發掘區域應是名為“高崗”的小山崗。山崗距離唐五代以前廣州古城約2公里。
文獻記載，秦漢時期廣州城西北部為大面積水域。歷年在東風西路以北考古發現的水相淤積泥層也證實這一點。這片水域應是蘭湖，蘭湖在歷史文獻中多有提及，最早可見南朝《南越志》記載：“番禺縣北有三湖，一曰沉夜（湖），二曰莼湖，三曰芝蘭湖。”芝蘭湖便是蘭湖別稱。蘭湖三面環崗，東為象崗，南為西山，西接司馬涌，北為桂花崗、蛇攔崗、陳崗。西山上有西山廟（大致在現今西山廟前一街廣州能源檢驗研究院位置）。西山往東即為高崗。高崗北側亦為蘭湖。
千年蘭湖津，蕃舶云集處
蘭湖作為廣州唯一的天然湖泊，湖闊水深，與珠江干流相通并注入南海。走水路交通南來北往的船舶，可能早在漢代就已進出蘭湖，把其作為商貿中轉站停泊點、碼頭及避風港等。唐代廣州作為“萬里通海夷道”起點，蘭湖碼頭成為北江、西江主要停泊點。元《大德南海志》記載蘭湖（芝蘭湖）為廣州城西船只停泊處，湖面寬闊，可避風浪，是內河航運的中轉站。其“周回二十余里”，湖岸設碼頭供商船裝卸貨物。南宋《方輿勝覽》載“蘭湖通舟楫，商賈云集”。明代《廣州府志》記載蘭湖“南通珠江，北接流溪”，湖岸碼頭為唐宋時期蕃商（外國商人）停泊點之一。在宋代還是廣州城西北的船舶避風港，“凡使客舟楫避風雨皆泊此”。文獻給我們描述了碼頭停靠大量商船裝卸貨物，南來北往商賈云集，人群中還有阿拉伯、波斯等外國商人的一幅熱鬧繁榮景象。
唐前陸路通，水漲隔六榕
高崗傍著蘭湖，地理位置優越，因此給我們留下許多重要發現。發掘區東部地表往下清理現代層、宋代墊土層，墊土層下發現用磚構水井和灶，往下約2米為北宋至唐五代時期地層水相淤積層，再往下發現南朝晚至隋唐時期墓葬，墓葬打破南朝沖積土地層，南朝地層下是水洼地淤積層，再往下距地表約4米的生土面發現一眼南越國時期土井。根據這些地層堆積情況和遺跡現象，結合宋明城墻所在地不是山崗或臺地，而是較低洼地勢，城墻修筑以前的地面距地表超過6米，因此推測在西漢南越國時高崗靠水的邊緣位置還至少要往東風西路北部（走），蘭湖當時水面還要低于現地表4米以下，直到唐代后期由于長年淤積，湖底漸高，水面上漲，蘭湖水域才進入遺址區向南延伸至西濠（宋代護城河）位置。因而，在唐中期以前高崗有可能大致向東南方向與六榕寺位置存在陸路通道，進而推測廣州古城陸地延伸最西北區域，應該是高崗。據前所述，歷史發展到唐五代時期，高崗地理環境已發生變化，隨著蘭湖水面上漲，湖水沿高崗東坡向南延伸，再繞高崗南坡向西流，形成一條天然溪流。高崗與西山之間區域，或在唐宋時期蘭湖水向南有一條溪流通往珠江，這條溪流與高崗南側溪流連通，為修浚西濠奠定基礎。
王氣縈高崗，衙寺枕貝津
高崗遺址發現的西漢南越國排水溝、水井是廣州城西北郊首次發現的南越國時期建筑和生活遺存。其出土的繩紋瓦、瓦當和鋪地磚殘塊等建筑構件，與中山四路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基本相同，表明附近有高等級建筑。雖無直接證據，我們也可大膽猜測，高崗距南越王墓較近，有可能是皇家祭祀的家廟場所，還有可能是管理蘭湖水域的衙署所在地。
大量南朝、唐至五代的瓦、瓦當等建筑構件的發現，表明附近有較高等級建筑，可能是衙署或寺廟（基于發現大量的小佛塔）。大量經過加工的海月貝殼堆積，在廣州考古為首次發現，很可能與建筑或手工作坊有關。這些海月貝殼應是從蘭湖碼頭上岸。
北宋擴西城，蘭湖定“北疆”
據文獻記載，北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筑西城。修筑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西城所在區域地理環境變化，唐宋時期子城西的淺灘土逐漸淤積成陸，陸地面積擴大。其二，廣州作為當時第一大港，經濟發達，海外貿易繁榮，由此帶來的稅收是主要財政收入之一。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儂智高之變造成經濟、人員損失慘烈。《宋會要輯稿》記載：“初，儂智高作亂，據邕州，率眾浮江而下，數日抵南海。知州仲簡嬰城自守，其蕃漢數萬家悉委于賊，席卷而去。蓋其始謀，知廣之無城，可以鼓行剽掠無所忌。”其三，修筑工程技術提高。市一宋城墻當年修筑前人們先在地面上做墊層，厚0.68米左右，用殘磚、石塊夾雜有黃褐土和灰褐土修筑，結構緊密，解決了地軟易沉降問題。
考古發現的宋代城墻為宋代廣州城西城的北城墻，由此明確了宋代廣州城西城北界。高崗遺址與宋城墻之間地勢下凹，長度超60米，下凹處應是西濠。西城北城墻修筑至此，如前文所述，與蘭湖水繞高崗的走向有關。當時人們修建西濠，許是挖掉高崗南部山崗土，堆填在水相淤積的泥土上面，將其平整作為墊土層面。在這層面上沒有發現建筑遺跡，有可能是碼頭邊的貨物集散地。墊土層下發現的磚井和灶，表明在修西濠時，流經高崗東坡的蘭湖水道可能已淤積干枯成陸。明代城墻在宋代城墻基礎上略向北拓，與高崗遺址發掘區南部發現的明清時期城壕護堤分屬南北兩岸，證實文獻中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合三城為一并向北擴至越秀山的舉措，清代繼續沿用。據發掘情況，推斷宋明城墻大致沿今市一大道向東西兩側延伸。
高崗遺址發現各歷史時期的排水溝、水井、灰坑、灰溝等生活遺跡，出土的南越國時期陶瓦、鋪地磚，大量的南朝、唐至五代時期的筒瓦、板瓦、瓦當等建筑構件，表明附近有建筑居址。結合發現的一批西漢南越國至隋唐時期墓葬，說明先民在此處活動頻繁，遺址性質隨時代變遷，在墓地與生活居址間多次轉變。因此，毫無疑問，這是自西漢南越國到唐宋代時期的一處重要核心區域。
結語
自1953年以來，廣州在配合城市建設開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中，發現許多重要的古遺址、古墓葬，如秦代造船遺址、南越王墓、廣州漢墓群等。1982年11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頒布，強調基建工程建設須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門進行報建。但具體到廣州的實際情況，不盡如人意，特別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隨著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加快，有關建設方往往是沒有報建或是在施工后才報建，進而文物被破壞損毀，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因此，2013年5月1日，《廣州市文物保護規定》施行，明確國有建設用地出讓前需完成考古調查勘探，開創全國“考古前置”地方立法先河。隨后配套出臺《廣州市地下文物埋藏區劃定辦法》《廣州市文物保護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等文件，形成“先考古、后出讓”的完整制度體系。鑒于這些法規、文件的實施，按照考古前置的要求，建設單位履行建設施工前的報建工作，2014年至2025年配合市一醫院改擴建項目的文物保護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才有了西漢南越國至明清時期的排水溝、水井、城墻、城壕護堤以及墓葬群等重要遺跡的發現。
在本次發掘期間，廣州市政府和相關文物部門高度重視，采取了多項保護措施。如在市一大道宋、明城墻遺址進行回填保護，保存較好的兩口宋代石構、磚構水井計劃搬遷擇地復建以便將來向公眾展示。此次考古與文物保護工作的順利推進，亦得益于多方協同——廣州市重點公共項目建設管理中心的協調調度，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主動配合，監理單位與施工方的大力支持。這座以層疊歷史著稱的千年古城，正以考古發現為紐帶，在守護文明根脈與擁抱現代發展中，譜寫傳承有序的當代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