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自2019年以來，國家相繼印發了多個重要規劃，包括《粵港澳大灣區水安全保障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明確對大灣區水資源管理的要求。但隨著大灣區經濟建設的迅猛發展，逐步顯現出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水政策法規建設與經濟建設不同步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粵港澳大灣區水利事業的高質量發展，因此深入研究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和水政策法規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系統梳理了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和水政策法規現狀，分析了發展過程中水文化和水政策法規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結合其他灣區的實踐經驗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和水政策法規建設的相關建議。
一、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與水政策法規現狀
1.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現狀
我國水文化發展歷史源遠流長，表現形式多種多樣，然而國內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才相繼提出水文化概念，研究起步相對較晚。隨著水利現代化的高速發展和相關規劃綱要（如《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的發布，眾多學者深入研究水文化內容，包含水文化理論、水利遺產、水文化資源、工程水文化、地域水文化和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研究成果頗豐，內容豐富，如《當代水工程文化的鑒賞》和《江蘇水文化發展戰略研究》等。
呂娟將水文化按照層次劃分為物質形態類、行為規范類和意識形態類三類。物質形態類包括堤壩、水閘等治水結構物和與水相關的書畫、文獻等，而與水相關的法律規范、宗教儀式和民俗習慣等屬于行為規范類，因水產生的道德、倫理、價值觀、治水思想和理論屬于意識形態類。粵港澳大灣區地處珠江河口流域，其水文化發展歷史源遠流長，在物質形態類水文化方面，擁有著名的北江大堤，該堤防位于北江下游左岸，該地區早在宋、明時期便已經開始筑堤防御洪潮，而石角圍（今北江大堤石角段，又名清平圍）始建于明朝，至清初已具備一定規模，1954年至今通過多次筑閘聯圍和整修加固，目前已形成連續、完整的堤系，成為廣州市防御西江和北江洪水的重要屏障，屬于國家一級堤防；在行為規范類水文化方面，擁有獨特的疍家文化，疍民世代以船為家，打魚為生，主要分布在廣東、廣西和海南地區。歷史上疍民有其獨特的語言，明朝時期改說漢語，現如今福州疍民主要講福州話，廣東疍家人則使用閩語、潮州方言、粵語，由于他們長期待在船上，以水為生，因此形成了不同于陸上社會的習俗文化，如龍舟文化，而龍舟競渡早在南漢時期便已出現，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在意識形態類水文化方面，近代黃偉宗等學者對中國珠江流域文化千年來傳承與創新進行了統計及研究，記錄了豐富而獨具特色的文化，挖掘了中國珠江流域文化，有宋朝詩人蘇東坡“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表達對嶺南風物熱愛的詩篇，有南宋末期民族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愛國主義詩篇，有推翻中國封建腐朽統治重要里程碑的“黃花崗起義”等。
2.粵港澳大灣區水政策法規現狀
水政策法規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中不斷修正與改進。早在公元前11世紀西周時期頒發的《伐崇令》中，就提出了“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水法規建立的萌芽。在春秋時期，著名的“葵丘會盟”流域治理管理理念是對黃河下游堤防建設與治理管理的歷史實踐，在秦漢之后的歷代統治者同樣認識到修建水利、修編水政策法規對于安邦定國和發展農業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后，頒布了多部水法規，包括代表我國水利工作進入依法治水、依法管水新階段的第一部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以及一系列水利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2020年，水利部印發了《水法規建設規劃（2020—2025年）》，重點強調了水利普法工作，堅持“誰執法，誰普法”，做好水利“七五”普法工作，謀劃水利“八五”普法規劃。
學者們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水政策法規問題開展研究，如劉云甫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法治文化發展面臨的困境并針對性提出優化路徑；柯靜嘉認為對于粵港澳大灣區投資合作應該參考國內法和國際法，制定區域政府合作協議，構建軟法法律機制；張緊跟探討了粵港澳融合發展面臨的挑戰，認為加速推進粵港澳區域一體化的同時，應盡快實現制度性區域一體化。然而研究多數集中在粵港澳大灣區局部問題上，對整體區域的研究相對甚少。近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快速發展對水資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大灣區水政策法規也緊隨國家戰略，聚焦“補短板、強監管”。2019年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強化水資源安全保障、加強水環境保護與治理是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點任務。2020年發布《粵港澳大灣區水資源研究報告（2020）》，針對大灣區水資源發展形勢及配置現狀兩大問題對本區域內城市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深入剖析大灣區供水、排水目前的發展狀況和未來的創新前景，闡明水資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對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水資源安全的整體形勢進行預測，并提出可行性及優化建議。2021年印發《粵港澳大灣區水安全保障規劃》，明確提出到2025年，大灣區水安全保障能力進一步增強，珠三角九市初步建成與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水利現代化體系，水安全保障能力達到國內領先水平；到2035年，大灣區水安全保障能力躍升，水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水平顯著提升，水生態環境狀況全面改善，防范化解水安全風險能力明顯增強。
二、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與水政策法規特點及問題
1.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特點及問題
（1）水文化研究有待深入
目前，對于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教育專著報道較少，相關內容少見于其他水文化著作中。現階段水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歷史文化的研究和水文化自身研究，缺少對現實水文化發展與水利發展的關系，水文化與整體社會文化的關系的深入研究，部分研究領域缺少理論支撐，對現實水利發展實踐的影響力偏弱，對水文化建設領域的支撐積極性較弱，盲點較多。同時水文化研究人員多為水利行業的相關人員，由于關注點不同，深入研究水文化的人員甚少。因此，進一步開展水文化研究工作、拓展水文化建設領域具有重要意義。
（2）水文化弘揚有待加強
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宣傳教育活動成效不明顯，宣傳力度需進一步加大，宣傳廣度亟需擴大。現階段，對水文化深入了解的人員有限，即使是水利行業相關部門工作人員，仍需深入學習。同時，水文化宣傳教育機構多為水利部門或水利高校等科研院所設置，社會傳播廣度不足，因此有必要提高地方性水文化研究機構和水文化論壇等相關渠道傳播水平。已有研究表明，水文化建設與宣傳教育和地方經濟發展呈現出一定的相關性。優質水文化建設和宣傳教育狀況往往出現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而經濟欠發達地區水文化建設和宣傳成效相對較弱。這是由于在經濟發展較好的區域，水治理和景觀建設往往更容易受到重視，公眾對水文化的了解和需求也相對深入和全面。
（3）水文化傳承力度有待提高
職能部門的規劃和執行力直接影響水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在認知層面普及水文化知識，在制度層面約束和規范水文化認同行為，將有效促進水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例如，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以下簡稱長江委）為積極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文化建設的決策部署以及水利部相關要求，在2020年制定了“文化塑委”戰略，成立了以長江委黨組書記、主任為領導的水文化建設小組，印發《長江委黨組關于文化塑委和推進長江水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進一步加強了長江水文化建設工作。此外，通過多行業、多部門合作和邊緣學科研究，水文化建設往往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已成為弘揚和發展水文化的有效途徑。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傳承與發展應積極借鑒優秀經驗，結合水利宏觀政策，拓展水文化渠道。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水利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鞏固水文化發展基礎，遵循市場化運作規則，鼓勵全民參與，形成政府主導、多方位融合的多元機制。
2.粵港澳大灣區水政策法規特點及問題
（1）水管理體制不健全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廣東9市以及香港、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當地水務、監管部門和國家流域管理機構之間存在許多共同或沖突的職能，流域管理與區域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制仍不完善。同時，由于流域長期以來的“分管自治”管理模式，部分地方水行政管理者往往關注自身區域利益，而忽視流域的整體需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強調流域規劃和區域規劃的統一制定，強調其重要性和相關的法律地位，同時建立了流域與區域相結合的管理體系。但落實流域管理的各項職能很難一步到位，矛盾仍然突出。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細化流域與區域各自的職責和相關的事權，處理好兩者之間以及“一國兩制”背景下內地與港澳的水管理銜接關系，提升粵港澳大灣區整體水管理水平。
（2）水治理體系不完善
目前水治理體系尚不完善，存在四個方面問題：一是水利信息化水平不高，水災害、水生態和水環境等相關監測體系不健全，同時水利工程建設信息化管理水平不高；二是水利基礎數據有待進一步摸清和更新，包括各區域河湖分布及范圍、水下地形、水環境或水生態參數等；三是跨區域（如內地與港澳）水管理協調難度大，粵港澳水生態和水環境等相關治理體系相對獨立，難以形成統一治理方案；四是基層水利建設匱乏，資金投入機制不穩定且時效短，缺乏對水利設施的管理和維護，人員隊伍建設和部分鎮級水利機構編制相對滯后，管理經費落實不到位。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應充分考慮自身特殊性，建立完善符合大灣區的水安全管理與水治理體系。
（3）水市場潛力挖掘不足
充分挖掘粵港澳大灣區水市場機制是完善水政策法規的重要途徑，目前水市場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水權交易市場不完善。需通過市場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實現水權的分配和轉讓，還需明確水市場的運行機制和操作規則，促進大灣區水資源的節約和保護，優化水資源使用權和排污權；二是水價形成機制有待科學調整。應充分發揮水資源配置作用，根據供需關系制定動態水價，結合經濟杠桿原理，建立節約用水、效率用水等相關機制與制度；三是投融資機制不豐富。應積極調動和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入，利用多方式、多渠道的市場手段，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水資源管理提供強有力保障。
三、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與水政策法規的關系
1.水文化是水政策法規的保護對象，水政策法規是水文化的有力支撐
國家從政策法規層面推行以流域為單位，結合流域與區域特點建立兩者相結合的管理體制，為我國水資源宏觀管理和微觀管理相統一、水文化與水政策法規相輔相成奠定基礎。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和水政策法規的相互融合，有利于建設水文化強國。明晰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與水政策法規的關系是打造中國南部經濟文化增長期的需要，是構建“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支撐區的需要，也是促進亞洲乃至世界水文化交流和精神文明對話的需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后，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融合問題已成為學者的研究熱點。在實踐過程中，無論在流域還是區域層面，大灣區特有的水文化多是水政策法規的保護對象。落實《水利部關于加快推進水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在物質、意識和制度層面進行水文化建設，提高人們對人水關系的認識，強化大灣區水資源制度建設、政策法規建設和行為建設。
2.水政策法規與水文化相互補充，共同完善制度體系
從歷史發展來看，水政策法規（正式規則）與水文化（非正式規則）間存在一定差異，現代化的演進過程也是法律法規逐漸滲透的過程，水政策法規的發展與完善是水文化“硬化”的外在表現。但是現代社會建立的健全法制，并不代表正式規則可以完全取代非正式規則。一方面，正式規則（如法律）不可能窮盡所有人的行為，而且其執行需要考慮相對成本；另一方面，水政策法規與水文化是一種共存狀態，如果將一些社會習俗或者規范法律化，可能會失去其獨有的地方特色和民俗風情，導致社會失去原有韌性。因此，正確處理水政策法規與水文化（如倡導“節水是一種美德”）的關系，確保水政策法規和當地水文化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一致性，實現水政策法規和水文化相互補充、相互支撐，可為粵港澳大灣區水資源管理提供支撐。
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與水政策法規的建議
1.加大水文化宣傳教育力度
加大面向社會公眾的水文化宣傳教育力度有利于粵港澳大灣區的水文化建設，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宣傳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如書報、展覽、博覽會、比賽、講壇等，同時可以利用新媒體、數字技術、網絡技術、虛擬現實技術等科技手段進行宣傳教育，在社區、機關、企業和基層中積極開展水文化活動，加強水利單位的文化建設，水文化建設與群眾思想相結合，促進水利職工主動積極弘揚水文化。積極參與水文化國際交流，加強合作，參考借鑒國外水文化建設管理先進經驗，講好粵港澳大灣區水文化故事，提升中國水文化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2.建立流域綜合治理協調機制
協調機制是實現流域統一高效治理的有力支撐。水危機嚴重影響著人們的生存和生活，2003年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布全球流域綜合管理報告，呼吁各國政府一起推動各大流域的綜合管理進程，通過流域綜合管理，保護和恢復淡水生態系統，緩解當前水危機問題。流域綜合治理需要在水政策法規框架下，統籌流域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建立流域綜合治理協調機制，統籌協調、共同推進珠江流域保護和治理，確保珠江流域生態功能完整性，促進珠江流域可持續發展。
3.樹立新時代水資源管理理念
正確認識“人水和諧”新理念，即人文系統與水系統相輔相成，良性循環，同時在水系統自我維持和不斷改善的基礎下，使水資源為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水資源配置充分協調水與社會、生態、經濟等要素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當前，部分區域在水資源配置規劃中的社會經濟用水以及河流生態和環境需水，前者預測偏高，后者估計偏低。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均水資源需求量增加，但是占有量不足，同時水污染問題嚴峻。傳統水利管理思想主要是為滿足社會的用水需求服務，忽視了水資源的保護、水體生態平衡的維護和水環境的自我修復能力。水利事業可持續發展要求我們樹立正確水管理新理念，采取新措施。
4.健全完善水政策法規體系
水政策法規是加強流域機構協同合作的制度保障。2021年3月，我國第一部流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正式實施，長江保護法明確了國家、流域管理機構和地方的保護責任，形成依法治理保護長江的合力。借鑒長江流域保護經驗，建議盡快研究制定并出臺珠江保護法，健全粵港澳大灣區水政策法規體系，為珠江流域保護提供法律法規制度保障，加強珠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保障生態安全，促進水資源合理高效利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五、結語
水文化與水政策法規建設是弘揚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社會主義文化政策建設和水利行業文化建設的重要一環。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呈現出水文化研究待深入、宣傳待加強、傳承力度待提高、水市場潛力挖掘不足、水管理體制待健全和水治理體系待完善等問題。根據粵港澳大灣區自身的特殊性，分析了該區域的水文化和水政策法規的關系。水文化是水政策法規的保護對象，水政策法規是水文化的有力支撐，二者相互補充，共同完善制度體系。今后應加強水文化宣傳教育力度，建立流域綜合治理協調機制，樹立新時代水資源管理理念，健全完善水政策法規體系。
